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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是指与公共关系主体——社会组织发生相互联系、作用,其成员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社会群体。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信任为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信任为话题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66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居民对政府绩效感知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居民绩效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务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 4.2回归分析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程倩.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J].学习论坛，2011，27（04）：47-51.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16.

　　 [3]王璐.突发事件中基层政府信任关系修复研究[Z].2017-04-04.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5]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03）：39-55+243.

　　 [6]陈天祥，周敏婷，郑佳斯.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1）：101-108.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8.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9]杨培鸿.重复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J].经济学，2006，5（2）：467-478.

　　 [10]陈天祥，周敏婷，郑佳斯.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1）：101-108.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信任为话题

　　摘要：自从分税制模式实施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迅速扩张，扩大自己的融资规模。然而这种现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项目，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风险严重。鉴于此，对政府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政府财务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政府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0-0111-01

　　 引言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导致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政府支出的责任变更非常频繁，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2008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政策，结合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融资。大规模的融资导致债务隐性化，债务风险非常严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各类风险。在风险防控中，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是重点，从而有效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

　　 一、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

　　 1.政府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符。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税种划分成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地方的事权不断增多，导致地方性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每年都要融资，产生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强化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在转移支付环节中存在各类问题，不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在增量调节环节，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增加，但是财权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体制内的收入不能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他们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

　　 2.政府融资不够规范。政府在融资环节中，产生非常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但是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在融资环节中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政府的融资运作效率不高，融资的成本非常高，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佳。在融资平台建设中，资金不足。政府会通过各类方式补充资金，通过挪用年度预算等方式，甚至出现虚假注资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资平台的建设没有相关的监督措施加以辅助，采用多头管理的方式。融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资环节中，缺乏法律和公众的监督，导致商业腐败的产生。

　　 3.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不完善，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府性债务，但是债务管理机构尚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不能纳入到预算管理环节，债务资金不能充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资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进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不够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不能及时地回报给人大常委，信息不公开，导致地方性债务的口径不能完全的纳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债务管理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不能结合债务管理建立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制定了《预算法》等，对政府的举债行为加以约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还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政府的财力。

　　 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债务风险的措施

　　 1.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债务管理。政府应强化风险认识，防止债务风险扩散为经济风险，要正确地认识债务风险问题，纵观大局，做到未雨绸缪。政府应树立忧患意识，认识到抵御债务风险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举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确保偿债有序。强化底线意识，底线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线思维的应用，其与风险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政府要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警惕。将国家法律作为“红线”，做好风险的防范准备工作。政府还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杜绝违法违规的举债行为。有些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法治意识比较弱，对于一些惩戒视而不见。因此，政府应树立法治意识，规范举债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充分了解政府职能的权限，掌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债务规模。结合权、责和利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区的财权和事权应得到明确，制定财权事权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财权和事权清单，从而提升政府对于财权和事权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相关的改革协同配套方案，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债务监督考核问责制度。对考核的方法进行改进，抓住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充分发挥潜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完善政府债务考核和问责制度，建立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债务监督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监管工作，有效地杜绝违法违规操作，强化责任人制度。对政府债券资金进行全面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和财务主体。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政府政务网站的方式，对债务限额明确，建立债务限额报告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预算情况进行分析。

　　 3.提升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小组，发挥其职能。对政府债务的借、用和还阶段进行监督，进行债务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于债务风险要实时掌握。当风险发生后，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完善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分别对政府债务收入、支出、付息和还本进行预算，防止超预算举债的发生。各地的人大应发挥审议作用，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提升风险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债务管理中，隐性债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债务管理中，要对各类风险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有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差，风险防控机制比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能力，抓住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结语

　　 政府债务风险是重大风险的类型之一，因此，我国应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财务风险，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政府应提升债务风险的化解能力，树立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

　　 [1] 秦一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现状、进程与热点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32）：137-138.

　　 [2] 胡才龙，魏建国.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5）：118-127.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信任为话题

　　摘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关键词：政府回应内涵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3-0236-02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有六个基本要素：参与、公开、透明、回应、法治和责任。回应作为治理的要素之一，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与老百姓互动，对公众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能无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回应越快，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强总理说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一、政府回应的内涵

　　 1.政府回应的内涵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1]。

　　 政府回应的两点要求：其一，政府部门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具有敏感性，要及时作出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础上，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复，满足公众需求或解决群众问题。

　　 政府回应是个互动过程：对公众来说，可以通过利益诉求渠道表达自身的要求与期望;对政府来说，要及时有效地对公众的诉求给予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表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也可能是对满足公众需求，还可能是对公众要求的一种说服和引导[2]。

　　 2.政府回应的要素

　　 一是回应主体。也就是“谁回应”，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回应对象，也就是“回应谁”，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三是回应客体，也就是“回应什么”，指公众提出的需要政府满足或解答的诉求。这种诉求可以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个人的具体诉求。四是回应渠道，也就是“怎么回应”，即回应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应反馈，也就是“回应的如何”，即公众对政府的回应作出的反应性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政府。

　　 二、提升政府回应能力的价值

　　 1.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传统管制型社会中，政府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会事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公众很少有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会承受太多回应性的压力。政府之于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对公众的服务和诉求的回应。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政府需要准确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满足公众需要，解決公众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过程。因此，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说文解字看“和谐”二字。“和”由“禾”和“口”构成，“禾”代表粮食，“口”表示人。据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构成，“言”指说话、表达，“皆”是全部的意思。据此，“谐”就是指人人都有表达的、说话的权力，能够畅所欲言。那么“和”“谐”二字连起来，为我们描绘的和谐社会的场景就是：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都能够得到保障。要实现这样一副场景，就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3]。

　　 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给予及时回应，才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回应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个“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的诉求是“需求侧”，政府回应就是“供给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向政府提出要求，实际上是群众有对政府产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能够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机构，而政府则通过回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资源，并使人民知晓政府是关心并愿意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赖的管理者。在呼应之间，“需求”和“供给”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对接起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亦随之产生[5]。

　　 在需求与供给间，就像社会经济领域要从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一样，政府不仅要及时回应人民提出的需求，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状况，在需求产生之前主动响应，提高政策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时刻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职能第一要务，以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权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断产生和稳定增长[5]。

　　 4.政府回应能力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于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盐的价格、房屋拆迁的政策、化工厂选址方案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不仅想了解政府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政府“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坦率地说，中央在深化改革开放、高压反腐、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回应在新闻事件、网络爆料等质疑时，仍时常显得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依然成为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是必须保障的公众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一门必修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参考文献：

　　 [1]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雷鸣.说文解字话和谐[N].羊城晚报，2006-12-16（A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张欧阳.政府回应：政府公信力产生机制的“供给侧”[J].江汉论坛，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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