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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又名新四史。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互信范文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四史改革开放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学习改革开放史,有利于坚持改革开放之路,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是所有中华人民的必修课。
从体制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维度看,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期改革可以称为“探路”
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改革起步之时,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没有谁能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即便有,也不可能取得起码的共识。关于改革方向和目标出现了多次激烈争论,然而,改革的实践却始终是朝着市场化方向演进的。尤其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破土而出、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外资逐渐进入中国,这就在原有计划体制之外发展出一大块体制外经济。据统计,1978-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8%,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市场化改革的实绩为自身提供合理性。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的是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
第二期改革的主题是“建制”
为什么把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划为第二期改革?因为这20年的主题是一个,就是“建制”。也就是遵循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战略思想和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框架,引导出市场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
真正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对数量众多的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改制,民营经济有了一个大发展。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资产重组和公司制改造,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改变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占比优势。到2010年时,民营经济占比达到72%。由此营造了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另一件事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快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
第三期改革面临双重任务
2013年以来,中国改革进入第三期。第三期改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解决前期改革和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结构失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另一方面,必须面对与过去30年不同的环境和挑战。
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增强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能力,知其所来、明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42年前,史诗般壮丽的改革开放拉开大幕。42年春风化雨,砥砺前行。抚今追昔,中国以羸弱之躯,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42年,一个个瞬间书写了这部改革开放史,让我们有太多理由为之赞叹。本文揭开历史的帷幕,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进程。
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01 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02 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987年10月25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作了具体阐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加快和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
03 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
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
04 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
1992年初,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05 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
2003年10月,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01 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02 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03 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04 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05 加入世贸组织
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中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1982年1月1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开发开放浦东新区
1984年,上海市政府就提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的构想。1986年,开发浦东的构想开始深化。当年4月,上海市政府向中央上报《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总体提纲》。
1990年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央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关于浦东开发问题,邓小平先后多次提出,要抓住机会,及时决策。3月初,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4月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宣布了新区的九项具体政策规定,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开发开放浦东,是我国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国民经济,这必然要求更加紧密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同国际接轨。1980年5月,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的渴望日益强烈,决定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
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申请复关。经过3年的具体准备,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成立了中国工作组,负责审议中国的复关问题。从此,中国便开始了复关的谈判历程。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并正式运行,中国的复关谈判正式转为入世谈判。
2001年11月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1日,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至此,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叩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进一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国内市场的竞争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新的任务看,就是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改革经验,充满挑战也充满突破。深化改革开放的路依旧在脚下,青年依旧需要长期、坚定的奋斗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
在学校党委系统谋划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部署下,复旦大学“四史”课程开始酝酿建设,并于2020-2021学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作为选择性必修课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今年,该系列课程在不断摸索与完善中步入了第二个学期。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全面推进之际,让我们走进复旦大学的“四史”课堂,一起重温历史、体悟真理、坚定初心。
“当前,人人做‘创客’成为了一种新潮流,你认为这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有什么关系?”
在复旦大学《改革开放史》的课堂上,主讲教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刘洋抛出这个问题后,学生们纷纷举手发表看法。
讨论的热潮持续了大半节课,就像开了闸的洪水。而一位同学表示,类似的交流场景,在这门课上并不少见。
这正是赵刘洋期待的课堂效果。在他看来,课堂广泛参与背后,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复旦学生热爱思考,渴望去理解所处的时代;二是改革开放史本身的贴近性,使同学们都有感受、有话讲。
“改革开放史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绝不是故纸堆里的陈年旧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见证者,都能真切感受到改革开放与个体发展息息相关。”他说,这门课最大的特点就是“鲜活”。
“摸着石头备课”,一门“硬核”思政课这样炼成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而《改革开放史》这门课,同样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备课”的过程。
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冉教授领衔,核心团队成员包括赵刘洋、李国泉、贺东航、谢宜泽四位老师。
赵刘洋表示,改革开放史是一个涉及面很广、深度很大的研究领域,为了上好这门课,他充分调动此前的学习、研究积累,同时也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道路。“只有具备足够广的知识面和足够深厚的理论积累,我才有信心为同学们打造出一门‘硬核’金课。”他说。
课程团队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李国泉积极推动课程建设。他介绍,备课工作以团队协作为主要形式,教学团队会定期召开集体备课会,结合时政内容、学术动向以及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展开讨论,推动课程优化。这一模式被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同志在复旦马院集体备课会上概括为“三集三提”,即集中研讨提问题、集中备课提质量、集中培训提素质,并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推广。
“比如第一次集体备课会上,我们重点探讨了‘四史’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认为,每门课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史》聚焦的主题就是‘创新’。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李国泉回忆道。
备课过程中,没有经验和教材可循是一大困难。课程团队便统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经典书籍,结合党史学习材料,并不断在教学进程中收集同学们的意见反馈,修订和完善课程框架、课程讲义。
而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针对怎样把理论讲懂讲透的问题,教学团队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是纵向梳理改革开放历史事实和演变过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怎样成功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怎样根据实践发展来实事求是地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二是通过古今中外比较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老师们会介绍古今中外历史上其他有名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南斯拉夫改革、伊朗改革、晚清新政,通过分析其中功过得失,来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行、还要如何改进等问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落实“立德树人”理念
在学习改革开放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真正理解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的历史的意义,是《改革开放史》这门课的基本线索。同时,作为思政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能够结合实际认识到改革开放必须走正确的方向、道路,也是这门课所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思政课的核心在于立德树人,改革开放史的学习,要让学生在价值观层面真正意识到在新时代需要把改革开放继续往前推进,坚定学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赵刘洋说。
具体教学实践中,课程团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尝试把课堂从教室扩展到鲜活的社会现实中,积极运用“大思政课”的素材充实课堂教学内容。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很多历史意义重大的实践资源,这些东西是鲜活的,更能给学生带来直观感受。”赵刘洋说。尽管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这些活动暂时还无法充分开展,但教学团队始终强调,今后要建设好实践教学内容。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教学团队对以往教学实践的一种经验总结。赵刘洋认为,同学们都学习过高中历史,在知识接受上不会很困难,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让学生听进去。在保证“有干货”的同时,老师们看重引导学生兴趣。
他会通过一系列问题来启发学生: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对你的影响?改革的原动力是什么?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怎样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的课堂讨论,成为了学生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最终要回到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回应他们思想上的困惑,同时要把历史发展的脉络讲明白、讲透彻,把历史讲得跟大家能够联系在一起,同学们才会有感受、有启发。”他说。
这引起了法学院2019级学生王之梓的共鸣:“之前我对改革开放史也有一些了解,但很多东西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门课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用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更有理论性的方式,使我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
历史学系2020级学生王智博则表示,尽管课上讲授的历史知识并不陌生,但他在这门课上仍有不小收获:“老师推荐的参考书目,如《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等都很值得一读,并且在分析一些问题时会引入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这些都对我很有帮助。”
融入复旦特色,探索出一门“好的思政课”
什么是好的“四史”课程?什么是好的思政课程?
赵刘洋认为,“四史”课程首要目标自然是实现价值引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采取一种灌输、说教的方式,而是要让宏大的价值和理论回应学生的关切,把“四史”教育跟同学们的鲜活实际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
在思政教育一线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有所反思。思政课与专业课不同,即便是同一门思政课,不同授课教师的风格乃至授课内容都有很大差异,因此赵刘洋认为,授课教师是好的思政课的必备,甚至往往成为课程的“招牌”。
在他看来,一位合格的思政课教师要具备以下素质:一要了解学生本身的特点,以学生为主体,真正回应学生的关切,拒绝传统“照本宣科”;二要知道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切实树立实践意识、中国意识,而不是从想象出发;三是自身要坚定理想信念,开阔视野,完善知识结构。
作为全国开设“四史”课程的先行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课程筹备、建设中始终坚持融入多年来在思政课程教学中形成的传统和特色,而“四史”课程也得到了学院和学校各方面大力支持。
赵刘洋同时担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思政必修课的授课教师。他也会将不同思政课程的内容有机衔接,充分利用其他课程体系资源。比如讲到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文化工作时,他会联系到思修课中讲到的“理想信念”“时代新人”等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去讲其中的思想脉络和逻辑。
而复旦坐落于改革开放重镇的上海,学校与城市的发展,天然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引导学生认识这种内在肌理,成为他上好《改革开放史》的另一个诀窍。讲授时,他也会将复旦校史穿插其中,老教授的故事、学校的科研成果等等,都是他的素材来源。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赵刘洋也希望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和同学们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实现自我成长。
他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历史的人、一个时代的人,学习改革开放史,也是在理解我们自己。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他寄语同学们:“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负于我们,我们也要去把握机遇,无负于这个时代。这门思政课是一个窗口,希望同学们能在学习之后开阔视野,多一份责任感,多一份家国情怀,在知识和理想信念等方面完善和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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