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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的主要特征解析

更新时间:2020-11-23 来源:国家百态 投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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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本站为大家带来的国家形象的主要特征解析,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国家形象的主要特征解析

  一、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中国过去的国家形象及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因而在国际传播中,中国话语权掌控格局严重失衡, 这直接导致在国际舆论环境中陷入被动和僵局,甚至在网络空间形象经常被“妖魔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Twitter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迅速崛起,对我国海外形象的传播和建构起着越发显著的作用。网络时代也为国家形象建构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

  首先,新媒体具有便捷性、快速性和全球化等传播特性,为新媒体环境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了强大实用的工具和手段,微博客便是其中一种重要工具。用户作为微博传播最庞大的主体,其在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等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其次,作为一种关系型内容生产媒介,微博等社交媒体是基于密切的社会网络信息表达场域,用户在微博上发表任何信息时,可以是沟通、倾述、发言甚至发泄等状态,不同维度的表达塑造了用户的个人形象和个性特征。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用户对同一话题讨论、传播的相关信息内容,初始状态是零碎的,但将每一条零碎的表达信息整合后,所能体现的,便是该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现状和特征。

  最后,以Twitter为典型代表的社交媒体上,数据或由用户独立生产、或因用户间的互动而产生,因此非常适于观察人类行为,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用户的态度、情感及特征。根据We Are Social发布的2015年全球数字社交和移动报告显示,在不包括即时通讯和聊天工具的社交网络平台中,Twitter排第5;在2015年Alexa全球网站排名数据中,Twitter居第8位。截止2012年7月,Twitter共有注册用户5.7亿,活跃用户1.7亿,日发送信息量已达约4亿条。因此,作为最活跃的社交媒体之一,Twitter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者研究,将对今后我国海外网络形象的传播与建构,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Twitter数据内容和信息特点进行挖掘研究,厘清社交媒体中国家形象传播者的构成情况,为新改革时代下的国家治理提供基础。

  二、文献综述

  国家形象是一个交叉学科,政治、外交、传媒、公关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探讨,本文主要阐述及梳理的是,国内外学者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研究的相关成果。

  1国内研究综述

  在我国,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涉及了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级,主要从对外传播的理论与策略、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传统媒体与国家形象、网络媒体和国家形象等四大方面进行研究,集中采用定性研究中的文献分析、深度访谈,以及定量研究中的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法,融合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刻板印象等理论基础。目前我国学者最广泛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关系”这一角度,研究方法广泛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小部分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跨国民调的方式进行,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成果数量比较多,但侧重于挖掘西方传统媒体或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缺乏“社交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视角。

  目前国内学者中只有相德宝等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过社交媒体上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者的问题。

  相德宝通过内容分析法研究了Twitter等10种自媒体,发现“自媒体上的对华舆论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受众塑造,因此自媒体上对中国的报道框架与传统媒体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此外他也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对国际自媒体Twitter 涉华舆论领袖传者特征及其影响力进行研究,发现“兴趣小组、媒体、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是涉华舆论组织的主要类型,媒体组织中商业媒体尤为活跃,涉华舆论传播者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和日本等国家,职业以媒体从业人员为主。” 但通过事件间接获取的涉华用户会出现主题性和临时参与性的特点,对管窥国际自媒体涉华舆论传播主体的长期稳定和普遍特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张军芳总结说,“以往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国际传统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但主流媒体上的涉华舆情并不等同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持有的态度。二是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研究涉华舆情。这一方法实施难度太大。”“与这两种方法相比,依据社交媒体文本来研究国际涉华舆情既易于操作,又降低了成本,也可保证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可控性。” 这说明,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利用传统媒体的文本内容研究国家形象存在极大不足,逐步开始重视利用社交媒体文本完成相应研究。但笔者检索发现,整体而言,利用社交媒体文本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者进行研究的文献非常少。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著作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品牌战略、形象修复等方面展开,目前国外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其中有影响力的包括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该书是一部关于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国家形象的专题文集,内容包括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防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乔舒亚库珀莫雷的《淡色中国》,系统地阐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纽曼(W. Russell Neman)等学者依据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选取美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试图回答Twitter上究竟由“谁来设置议程”,研究发现,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在Twitter上发起的政治讨论间的关系概括为互动最为合适。因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议程与社交媒体议程之间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机制。

  在国外学术论文方面,利用“世界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Elsevier S ci Verse Science Direct)”,以“Twitter”和“China”为关键词对库中已收录的2006年至今的所有领域的期刊文章的摘要、题目和关键词(Abstract, Title, Keywords)进行搜索,共显示了11个搜索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没有相关话题的研究成果。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有关社交媒体中国家形象传播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软件辅助分析,来探索国际社交媒体Twitter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者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1数据挖掘与方法

  利用数据挖掘进行数据分析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分类、回归分析、聚类、关联规则、特征、变化和偏差分析、Web页挖掘这7种。其中Web页挖掘指的是,通过对Web上丰富的信息量的挖掘,利用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收集政治、经济、政策、科技、金融、等信息,分析和处理有重大或潜在重大影响的外部和内部信息,并根据分析结果找出各种问题和可能引起危机的先兆。本文所使用的NVivo10软件属于Web页挖掘的方法。

  2 IBM 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 4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软件而实现的,采用的IBM 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 4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成熟的商业文本挖掘软件,主要用来挖掘消费者评论意向及社会调查的文本内容。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可以将文本自动聚类,进行词频分析,本文语义还能够表现出提供者的立场、观点、态度等,此外还可以对文本内容中的形容词、表情符号等情感因素进行情感分析,极大减轻研究者的统计与研究工作量。相对于人工操作而言,该软件对于分析开放式的问题,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

  3研究设计

  Twitter是微博客的代表性网站,能让人们发表有关个人现状的短消息的网站。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本研究选择Twitter作为研究平台:首先,作为国际自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站之一,Twitter在全球的影响力远高于博客、论坛等其他国际自媒体类型,是最为活跃的社交媒体之一。其次,Twitter是一个公共讨论平台,所有信息可以及时检索。尽管Facebook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更胜一筹,但出于对用户隐私的保护,Facebook上讨论内容仅局限于好友圈中才能看到,无法进行类似Twitter上公共检索的操作,来获取相关数据。

  本文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 。词频分析以人工干预分词,辅以“Excel词频统计工具”确保词频样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数据挖掘的具体操作上,在Twitter首页以“China”为关键词搜索推文,并加以“ N Capture”软件辅助进行自动采集,不包括其中的视频、图像和音频等多媒体内容,只限于文字文本部分。按最相关顺序排序,根据2015年5月31日至1月18日(避开重大事件)的7个时间点形成的组合周进行操作,挖掘到推文内容共计113038条。软件挖掘到的推文绝大部分是英文,有极少部分推文为中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等。除了推文,Ncapture软件也自动抓取了用户ID、个人标签、粉丝数、转推数、推文量、位置、话题标签等信息。由于本研究使用的IBM文本分析软件,最大分析的条数为20000,因此在10多万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等距抽样,计算出抽样距离K= N(总体单位总数)/n(样本容量)≈ 6,抽取随机数为1,作为样本的第一个单位K1,接着取K1+K,K1+2K……共抽取18840条推特数据。

  四、研究发现

  (一)影响力、活跃度分析

  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Paul Lvinson)所说,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互联网的内容,也成为关注与被关注和信息节点互动的环节。在Twitter上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者,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与国内的新浪微博类似,粉丝数(Number of Followers)是衡量用户在Twitter中影响力的关键性因素,关注数(Number of Followering)和推文数(Number of Tweets)是反映用户在Twitter中活跃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挖掘结果,推文中含有“China”内容的Twitter用户的推文数、粉丝数和关注数的情况如下:

  1传播者的推文类型分析

  在挖掘的数据中,高达66%的相关推文内容是原创型,34%是转载型,这说明在Twitter上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中,大部分内容由用户自主生产、创造,与Web2.0 时代的信息传播特性——用户创造内容(简称“UGC”)的特质相符。转载类型的推文既有来自个人用户、商业机构、兴趣小组的,也有来自New York Times、India Today和BBC Chinese等媒体组织的。绝大部分转载型推文的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没有出现大量转载同一推文、或来源于传统媒体的推文刷屏的情况。传统视野下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关注西方主流媒体上的形象塑造与传播效果,但在社交媒体平台,转载媒体信息已不再是传播者主要的信息来源与选择,社交媒体上自创的内容更加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特权。

  采集数据时虽然刻意避开了重大热点事件,但研究中发现,2015年6月21日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在Twitter上引发极大争议,甚至引发国际主流媒体对此的跟进报道。台湾“中央社”快速发文报道称“外国网友和动物保护组织纷纷反对广西玉林的荔枝狗肉节,推特上已经累计出现25万条带有‘阻止玉林2015’的话题符号推文。” 纽约时报也第一时间跟进推特上的抵制情况,发表了《中国玉林狗肉节,一场举世关注的冲突》的报道。 这印证了美国学者沙尼伯曼( Shayne Bowman) 和克莱斯威利斯( Chris Willis)的观点,二人在《自媒体: 受众正如何影响新闻信息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到2021年受众将生产50%的新闻内容,届时主流新闻媒体也将不得不逐步采纳和实践这种全新的新闻传播形式”。Twitter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推文内容以原创为主,转载内容所占比例较少。从这个角度来说,Twitter上的传播者,在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方面担负着信息制造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涉华舆论的再讨论和再传播。

  国家形象的主要特征解析

  一、鲜明的政治性

  首先,从概念上看,“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的形象。国家形象是一个描述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型”概念,它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国家长期、持续互动中获得。[2]“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的主体除了包含国内的政府、企业和国民外,还应包括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由这些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规范、国际惯例、制度、意识形态等。”[3]而国家形象主体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形象必然带有强烈鲜明的政治性特点。因而,国家形象这一研究论题无论从国际政治到新闻传播学、再到文化艺术领域,都无法摆脱其政治性的身份认同。

  其次,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国家形象作为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必然突出其政治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何维护和加强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合法性是摆在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面前一个迫切的问题。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维护本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特别是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增强国内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强化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良好的国家形象还能激起国民极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意志力,增强国民对国家、政治制度认同和支持。另外,良好的国家形象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赞赏和认可程度,可以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和号召力,增强国际公众对国家的认可,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拓展国家利益,从而有利于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促进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独特的民族性

  国家形象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交往过程中,获得的对方国家及公众的解读、认知与评价。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同时应该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国家。而文化特征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体现民族性,展示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

  国家形象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阐释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彰显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因为文化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性因素。因而,独特的民族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宣传、推广本国的民族的国家形象,如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英国的“创意英国”、“日本的国益至上”以及“武士道精神”、韩国的“身土不二”等等。而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时,要格外注意民族性的特点,要非常有分量地表现中国特有的民族观和世界观。在西方国家多数国民心中,对于中国的诸多比喻,如龙、狮、大象等,“大象”的比喻,比较恰当地反映了现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心理,他们既觉得中国具有相对“温和”的特性,但又对中国强大的力量和“庞大的体积”(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流露出深深的担心。

  国家形象“首先是一种主体,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它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作为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4]因而,虽然“全球化”迅速发展,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家政治的基本行为体,民族性应该是国家形象的核心内容。一个良好的、能够赢得赞誉和尊重的国家形象不应该是对别国的简单模仿,而是对自身民族特色的尊重。

  三、外显的综合性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是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看法和评价的综合反映,包括一国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状况的总体认识和一般评价,也是公共信息传播和国家外交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孙有中就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 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国家形象是综合、全面、复杂、多样、多元的形象,不仅仅由政府单一力量或传媒所承担,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价值观、历史传承、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体呈现。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民众等各方面的状况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的整体国家形象,任何一个方面的不完善,都将对国家形象产生不良影响。构建国家形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因而,外显的综合性是其本质的特点之一。

  四、评价的差异性

  国家形象作为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知与评价,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作为评价客体的国家本身的现实状况、反映国家状况的信息和传播以及作为评价主体的公众。它既有主观的一面,同时又有客观性。[5]

  从作为评价客体的国家本身的现实状况、反映国家状况的信息和传播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国家竞争力、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外交表现都对该国国际形象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构成国家形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公民素质等)、国际交往、领袖风范、社会文明程度(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状态)等等。国家之间在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形成产生影响。

  从评价主体的公众的认识看,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并不完全等同于事物自身的属性,并不是照相似地反映事物的形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所实际获取的相关信息及其具体的视角、经历、知识、价值观乃至情感。在所有这些方面,一国的内部公众与外部公众都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同一个国家得出大不相同的评价。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状态决定了其国家形象,这使得评价自有其客观性和绝对性,比如说,由于美国是一个实行民主制度而非独裁制度的国家,多数国家与多数人都会把美国看成一个民主国家,这就是其国家形象的指认,这取决于客观制度设计的存在。但是,一个国家的实际状况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而评价主体更是非单一性的(从政府到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乃至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评价,往往与评价主体的利益关系、价值准则、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主观情感有着密切关系,国家形象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被塑造的,各种评价可能互相矛盾,充满混乱而令人无所适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 博尔丁就说过:“事实上,国家形象基本上是一个谎言,或者至少是从某一角度对事实的歪曲,它可能导致易于为野蛮和罪恶来辩护。”[6]同时,多元文化的交流已是今天不可回避的话题。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交往本身,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合作以及民间交往上。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一切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的差异和误解,也会造成交往的障碍。如语言表达的差异、教育背景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宗教观的差异,实质上都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必定带来许多障碍,如语言的障碍、表达方式的障碍、合作的障碍。由于中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我们和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很多差异,这为世界了解中国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和困难,也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带来一定的挑战。

  五、媒介影响的重要性

  国家形象的传播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国际性、统合性的国际传播活动。在信息时代,作为信息传送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在塑造国家形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不平衡和有误差的信息流动,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家形象甚至国际间的误解,而客观的、积极的信息流动会促进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主要通过媒体,不平衡和有误差的国际传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间的误解,也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说媒介和对外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主导作用。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对中国的长期封锁、社会制度的不同阵营以及与外国交往特别是文化交往战略的不够系统等原因,使得境外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差异很大,而文明和野蛮成为国外对中国形象认知的两个主要方面。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使得中国形象呈现出混乱甚或被误读的局面,这既有西方媒体歪曲宣传的原因,也有中国被评价的差异性有关。其次,媒体在通过对他国的大量报道来建构他国的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主动塑造和传播了本国形象。一方面,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广的普及度和最持久的影响力将相关国家信息传递给受众,从而不断填充在其脑海中形成的关于该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一国国际形象的构建并非对事实的简单反映,“而是经过了意识的加工”,媒体通过选择呈现什么和如何呈现来向受众提供信息,从而进一步影响一国国际形象的构建。[7]最后,媒介“议程设置”功能从侧面揭示了媒介间接操纵公众印象的可能。国家形象是主观加之于客观之上的公众对一国的整体印象。媒介是外国公众获得他国印象的主要途径。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信息资源量与主导国际舆论的能力成正比。媒体常常有意识地引导受众、引导舆论朝向他们所预置的方向行进。同时,还常常表现在媒体对具有突发性、敏感性的热点问题的引导。如西方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始终集中在民主、人权、宗教、西藏、台湾等方面;而中国对西方的新闻事件也往往聚焦在一些负面报道上,比如犯罪率、特大灾难等,当然这里包含一些本身就含有公认的新闻价值的部分――比如对灾难的报道上,但不能否认有意识制造“误导”效果的意图。“国家形象的误读在国际传播中广受关注,一则因为它超越了传播本身的效果范畴,可能左右民意,影响外交决策,甚至带来国际关系方面的直接和显在的后果;二则因为国际传播的发展不平衡,传播弱势国被传播强势国误读已成为积重难返的现实,而网络传播环境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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