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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

更新时间:2020-10-07 来源: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投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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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新思维中,他主张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引导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和“一体化”,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且以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作为改革和发展政治体制的战略方针。本站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供大家参考选择。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新思维中,他主张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引导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和“一体化”,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且以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作为改革和发展政治体制的战略方针。结合所学知识,回答:(1)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实行政治改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什么会失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实行多党制。

  (2)步骤过急过快,政治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新思维”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社会剧烈动荡;对西方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3)改革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要维护社会稳定,正确处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要防止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要坚持独立自主,对西方“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惕。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

  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以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多年的攻心战,赢得了冷战。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

  1987年9月10日,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发生冲突。

  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围绕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发生了著名的“叶利钦事件”。

  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会议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里面谈历史的部分篇幅很长。后来戈尔巴乔夫本人冷静地对它作了评价:“……报告中有局限性的痕迹。有些东西我们有意识地决定不提……报告经过充分斟酌,依我说有些地方非常谨慎,但是,两方面的‘极端人物’都不满意。一些人认为,批判性地分析过去是‘抹黑’……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说,他们的期望值更大。”

  1987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87年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亲自在会上定了调,与会者竞相侮辱被“灌”了药用汽车拉到会场来的叶利钦。

  1987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戈尔巴乔夫指出:“第一,……叶利钦实质上对改革发起了进攻,对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表现出不理解。更有甚者,他从蛊惑人心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受到全会的一致谴责。总而言之,应当首先对他进行政治谴责,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即所谓递交辞呈问题,必须指出,大家并不支持他,虽说当初支持过他,那是在最初阶段,高呼口号的时候,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

  1987年11月18日,叶利钦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87年12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说:“在华盛顿,我们也许第一次这样明显地在国际政治中感觉到什么叫人的因素。在这之前我们只满足于一句老生常谈:在对外政策中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以及总的说在决策者层次上的交流很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背后大家仍然认为,这里说的即使是个人接触,但也是对立阶级的和不可调和的制度的代表人物并且仅仅是‘代表人物’之间的接触。对我们来说里根仅仅是美国资本主义和军工集团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代言人。

  不管怎么说,政治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也会体现最普通老百姓的那些单纯的人的品质、利益和希望,这一点也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体现那些在选举中投了他们的票的人和同胞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个人才能有关系的人的利益和希望,还有国家的尊严和爱国主义。因此他们也有可能遵循最正常的人的动机和感情。

  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一切,对做出某种政治决策看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此作好了准备——自己也想往这方面努力——以便响应与美国领导人这方面的接触,以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也就是把直接意义上人的因素带进国际大政治中去。这也是新思维的重要细节。它也提供了自己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在华盛顿好像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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