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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比较与思考

　　1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重要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也是其发展之源。研究对象是从研究的客体中经过概括、抽象而得出的关于该客体的本质、规律性的认识。“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该学科所研究的最基本、最原始的事物。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如同动物学是研究动物，银行学是研究银行，图书馆学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图书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关于这个问题，争鸣已久，观点颇多，下面笔者将要论及。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决定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和相关学科等的首要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也是如此，它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学的确立、生存与发展。

　　2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

　　1807年，德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施菜庭格首次提出“图书馆学”一词。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1820年，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提出“技术说”，认为“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术的总合”。英国的帕尼兹和爱德华兹是“图书馆管理学说”的代表人物。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的抽象性的认识和本质的规律的认识，如阮冈纳赞的“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巴特勒的“图书馆社会论”、谢拉的“交流说”、兰开斯特的“新技术说”以及切尼克的“资源说”等。

　　自1949年建国，50余年来，我国图书馆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从未停止过，共产生了约五、六十种研究对象的观点，按马恒通教授的总结，可分为“非本质说”和“近似本质说”。“非本质说”主要代表性观点是刘国钧的“要素说”、北大、武大、文化学院图书馆学系的“规律说”、薛新力和于鸣镝的“关系说”、张欣毅、刘迅的“层次说”、郭星寿和那春光的“关系说”、沈继武的“活动说”、周文骏的“图书馆事业说”等;以刘国钧的“要素说”为例，认为“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的各个组成要素”。“近似本质说”主要代表性观点是黄宗忠的“矛盾说”、彭修义的“知识说”，周文骏的“文献交流说”，宓浩的“知识交流说、倪波、荀昌荣的“文献信息交流通说”、郑金山的“符号信息说”、丁园顺的“公共信息流通说”、梁灿兴的“知识可获得性说”、叶鹰的“信息时空说”、 徐引篪和霍国庆的“资源说”。以“知识可获得性说”和“资源说”为例，前者认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后者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即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3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非议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非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争鸣太多，至今仍无统一认识，让人不能理解。“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1807年施莱庭格提出‘图书馆学’这一名称至今，近20年来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这种讨论当然是有益的，但一门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讨论竟如此之久，而且仍未见有哪一种主张得到共识，原因何在?

　　二是认为以图书馆命名学科是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学’一词的创造实属悲剧，因为一门学科只能以其研究的内容命名而鲜有以机构命名的，譬如有法学而没有法院学，有烹调学而没有饭店学，有美学而没有美人学等等。以机构命名的模糊性，导致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长期不休的争论，“用机构--‘图书馆’作学科名称就属不妥”。“以‘图书馆’命名学科将意味着这一学科早晚会消融到其它学科中去”。

　　三是认为图书馆学不是常规科学，而是前科学。“目前图书馆学没有统一理论规范，而是呈现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多学派多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理论格局。没有规范，当然就不是常规科学，不是成熟的科学，而是前科学。也就是说，目前图书馆学仍处于前科学阶段”。“图书馆学目前仍处于前科学状态，许多著名专家和学者对此看法以达成共识”。

　　总之，笔者认为，争鸣也好，非议也好，造成了两个相联系的事实，一是因争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观点多元，但真知并未水落石出;二是因非议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使图书馆学模糊了内涵与形象，这两个相联系的事实的存在，导致人们对图书馆学信心的动摇，使图书馆学迷失了方向，因而迷失了自我观。

　　4再思考的落脚点：本土化与原创性

　　4.1本土化

　　众所周知，我国由于受封建制度的封闭性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图书馆学的发展也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主要是经验科学性质。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在不断接受并改造西方图书馆学思想观念中诞生了。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掀起了三次学术理论高潮，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潮;五、六十年代高潮及七、八十年代高潮。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高潮，热情最高，成果最多，影响也最深远。

　　但七、八十年代高潮过后，图书馆学却陷入了持续的低迷、徘徊时期，萎靡不振，学界冷清。究其内在的深刻原因，笔者认为外来观点与中国结合，虽极尽一时之繁华，但难以产生深入而持久的生命力。缺乏本土化的力量，就难以使这些华丽理论在我国本土上发芽生根乃至茁壮成长，也难以被大多数人认同。如前面提到的谢拉的“交流说”、再如倍受推崇的美国人切尼克的“资源说”。‘本土化’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么，我们对“本土化”又是如何理解呢?所谓“本土化”就是在进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本区域的传统文化、现实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建设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正确反映本区域图书馆实践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到我国来说，本土化就是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背景和图书馆工作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并建立起有本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突出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和继承性。如世界级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研究，由于受本地区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影响，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印度文化的神秘色彩，他本人被当作20世纪印度图书馆的代名词。然而，正是他的这种来源于本土的民族特色，使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理论更富有魅力，其《图书馆学五定律》和《冒号分类法》等著作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成为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吴尉慈教授在1998年撰文指出，：“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忽视了这个根本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的确，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民众价值取向的不同，图书馆实践活动在各个国家也是不同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各具特点。但不管怎么说，外来先进理论与本国实践的结合，并能成功指导本国实践，本土化这个基本要求是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外来先进的理论的超越地域性、超前性，这是理论的自主性所具有的属性，本土化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

　　4.2原创性

　　对“原创性”的理解，笔者认为一是始发状态，二是创造内涵，即发源于此，又有深刻的内容。原创性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原则，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价值追求。

　　前面已说过，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建立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论的研究，仍受西方土、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也多为相同。用王子舟先生一段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元理论、元概念、元方法等多为舶来品，研究动作处于除法模式之中，即被除数是舶来的某一理论，除数是中国的经验事例，两者相除所得的‘商’则属此除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理论研究就难以有原创性。

　　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凡是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学说、观点，也多在原创性方面有所建树。例如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要素说”、黄宗忠的“矛盾说”、梁灿兴的“可获得性说”等。当然，对其他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说，要么具备始发状态而缺乏深刻内涵，如“规律说”、“关系说”、“层次说”、“系统说”、“活动说”、“图书馆说;要么不具备始发状态又对其内涵缺乏进一步阐发，使其具有专指性，如“知识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流通说”、“信息时空说”等。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的困境，与我们遗失原创精神有关。回顾近百年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历史，以研究对象为核心的图书馆学很难谈到有什么属于我们自己的建树，特别是原创思想的建树。我国古代近二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严重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启蒙，其经验科学性质的图书馆学难以有图书馆学个性思想的产生。到了近代，由于欧美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才催生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借助外力发展了自己，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我国图书馆学先天营养不良导致的对外依赖性。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别人，围绕别人转，解释外人思想，注释他人著作，运用他人思想，引用他人语言，渲译他人观点，刚刚脱出一种框框，又被套进另种一模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丢掉了自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就因而丧失了顽强的生命力。

　　王子舟先生指出：“先锋意识”对图书馆学研究起着拉动作用，但它缺乏原创性精神，致使图书馆学长期营养不良。今后图书馆学研究将会向原创层面沉浮，增加学术的原创知识含量。”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图书馆学对象研究领域，原创精神应成为一种主动的价值追求、，既要克服人云亦云，又要潜心深入研究，达到个性化的研究水准。

　　[参考文献]

　　1、茅振芳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6(6)：20-24

　　2、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104，23，18

　　3、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学院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商务印书店 1991、2

　　4、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50年 图书馆 2000(1)：18-19

　　5、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1)：1-5

　　6、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50年 图书馆 200(1)：18-19

　　7、梁灿兴 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 图书馆 1998(5)：10-11

　　8、10、11、 霍国庆 图书馆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兼论资源说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3)：3-13

　　9、徐健 论图书馆学名称对象发展的限制 图书情报工作 1998(10)：53-54

　　12、马恒通 图书馆学哲学论纲 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4)：23-27

　　13、14、马恒通 论图书馆学理论的规范化建设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11)：14-16

　　15、吴慰慈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求本土化 图书情报工作 1998(1)：1

　　16、17、王子舟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走向 图书情报知识 2000(1)：2-7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比较与思考

　　近二百年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西方)　1808年，施雷廷格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藏书的整理，其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当时，图书馆主要业务工作是整理图书，他的学术观点自然离不开对自身工作经验的理论概括。

　　这种以图书馆技术操作、工作方法为研究核心的观点，后来有了新的发展，艾伯特、莫尔贝希、爱德华兹等对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典藏保护和读者服务等在理论与方法上都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并用图书馆管理的概念加以涵盖。

　　以图书馆管理为研究对象的集大成者是杜威。他于1887 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 其教学体系的核心是探求图书馆管理的“实际的效用和经营”。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普遍重视，并具有广泛的影响。

　　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巴特勒和后来的谢拉等人，认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问题，不应成为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研究其理论基础和科学原理以建立图书馆哲学，从而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以巴特勒、谢拉为代表的观点，扩大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有助于人们在更广大的实践范围内，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进一步去科学地总结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工作的规律。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占主流的是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观点。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各构成要素的观点，在30年代逐渐得到了发展。刘国钧在其《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提出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四要素应成为分别研究的各种专门学问。1957年，刘国钧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图书馆学》的文章，进一步发展了“要素”说，认为图书馆事业有图书、读者、 领导和干部、建筑设备、工作方法等五项要素，并认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分别对这五项要素进行研究，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

　　50年代，苏联图书馆学引入中国，列宁关于图书馆是社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图书馆应遵循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成为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指导思想之一。从1957年开始，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力求摆脱单纯考察技术方法问题的旧模式。

　　60年代初，中国图书馆学界开始运用矛盾论的观点研究图书馆学对象问题并取得了进展。由于人们对图书馆矛盾认识的不同， 结论也不一致， 其中以研究“藏”与“用”的矛盾、“图书”与“读者”的矛盾较具影响。

　　80年代，人们又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情报交流”、“文献交流”和“知识交流”。这三种不同的提法虽各有特点，其实是互为表里，三位一体的。情报和知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借助于文献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交流工具的文献，其内容蕴藏着情报和知识，图书馆利用文献为社会服务，实际上也就是进行着广泛的情报交流和知识交流。

　　上述各种论点出现在认识科学真理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也丰富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比较与思考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是知识组织说。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曾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对知识组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为人们寻找信息提供服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深入知识内部，对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组织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9年—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关系。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黄俊贵主张用知识组织思想全面改组改造图书馆工作流程。“知识组织说”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成为转换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2]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2]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2]。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　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3]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4]。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5]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1]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6]《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3]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3]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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